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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窑兴废时间的探索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1:59:56 阅读: 来源:陀螺厂家

吉州窑是唐宋时代的名窑之一。遗址在今江西吉安县永和镇西侧。由于吉安自隋至元初曾称吉州,永和属吉州所辖,因地得名,故称吉州窑;又自东汉至宋,在永和曾置东昌县,所以吉州窑又称东昌窑,永和窑。

永和镇是一座风景幽美的古市镇,地处吉安市南五公里的赣江中游江畔,青原山位于其东,神冈山巍然其西,庐冈屏蔽其南,凤凰山翼于其北,赣江横流,与禾川汇合而东,地不甚广,而山川秀丽。水陆交通方便,陆路,是古代江浙与闽广来往必经之地;水路,往北顺赣江而下,经南昌出鄱阳湖入长江,可通往全国各地,向南溯江而上,出赣州可达闽广。更有那鸡冈龙度的腻土,山区的松林,有取之不不尽、用之不竭的瓷土和燃料资源。所有这些,构成了吉州窑发展的重要因素。

吉州窑是民办窑,产品也属民用器皿,品种多样,造型朴素,釉色绚丽,艺术精美,深受群众欢迎。在吉州窑瓷业兴旺时期,这时窑火终年相望,聚而居者千家,层楼锦铺处处皆是,游人客商络绎不绝。传说古时各地为了采购吉州窑瓷器,在永和设有许多会馆,如有济南会馆、应天会馆、浙江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等等。近年在国内许多省份,在丝稠之路,在南海之滨,均发现有吉州窑瓷器;在英国、日本、南朝鲜和东南亚各国都有吉州窑瓷器。它的产品不仅行销国内外,而且在国风外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故永和有天下三镇之一称。

吉州窑创于唐代后期,兴于五代,极盛于南宋,衰于元末明初。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千年以后的今天,在永和镇西侧,仍能看到有二十三座大小不一的窑岭,连绵不断,蜿蜒起伏,座落在树林田舍之间,各色古瓷残片,俯拾即是,镇内街道路面,全用匣钵和瓷砖铺的,有些房舍庭院,也用匣钵和瓷砖砌成,留存着浓厚的古瓷都气息。

吉州窑在我国瓷业史和民间工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过积极的影响,但古文献中很少记载。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外行家们的关注,写有论文和专著,但有些问题提法不一,现就有关吉州窑的兴废时间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吉州窑创业于何时?对此问题,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宋时开窑。《庐陵县志》说:"吉州宋时有五窑。宋时江西窑器出庐陵之永和市。"《青原山志》永和条说:东昌窑是"宋时开窑,取鸡冈龙度腻土作器"。以此为据,长期来许多人认为吉州窑是宋时开窑,如《陶说》、《中国陶瓷史》、《吉州窑遗址概况》以及有些《中国古代史》等均持这一看法。二是认为五代时创业。在《东昌志》中,钟彦样的《东昌图境记》一文写道"永和名东昌,上自汉唐,事迹无传,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由是井落圩市,祠庙寺观始创。周显德初(954-955年),谓之高唐乡临江里磁窑团,有团军将主之。及宋浸盛,景德中(1004-1007年)为镇市,置监镇司掌磁窑烟火公事,辟坊巷六街三市。时海宇清宁,附而居者数千家,民物繁庶,舟车辐辏。……"这段话把吉州窑的建窑,发展和兴盛时期划分得十分清楚,因此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吉州窑是五代时创业。近几年来的文章,均持这一看法。三是认为唐末五代时或更早些时间建窑。蒋玄佁先生在《吉州窑》一书中就介绍了这种意见,他说有人论证吉州窑是中国唐代以来重要窑之一。日本小山富士夫先生也认为是唐代建窑,但都是根据收藏的实物,通过分析推论出来的。我认为收吉州窑应是唐代后期建窑,有如下几点理由:

蒋玄佁先生在吉州窑的兴废中谈到,在吉州窑遗址地面上曾发现早期的青瓷片。这种青瓷的烧造方法是衬块烧法,而在绍兴出土的三国纪年瓷器和唐绍兴余姚窑(即越窑)的"大中八载"(854年)残器均用这种原始烧法,这种烧造方法一般在九至十世纪时就已废弃。吉州窑的早期青瓷,其胎质都属火炻质黑胎,这一特点和余姚窑极为接近。一九八零年冬,在发掘吉州窑二号遗址及对其他遗址的普查中,出土了较多的唐代青瓷和青白瓷的碎片,这些出土瓷片和遗址地面上发现的早期青瓷片的相吻合,有力地补充了原来分析的依据。蒋玄佁先生在谈到吉州窑的碗式时指出,在黑釉中的敞口碗(俗称凉帽碗)见于唐越窑,宋龙泉窑,这种碗式到北宋末年就逐渐淘汰,到了南宋就衰落了,而吉州窑的黑釉敞口碗式在同类产品中占的数量很大。在发掘吉州窑二号遗址时,又出土了一些黑釉敞口式样的碗,炻质黑胎,碗形较大,同时还出土了同一风格的瓶罐。这些出土瓷器多数是完整或比较完整,有的还属次品。因为是出土实物,又有次品,其价值就更大,证明它不是外来物,纯属本地烧造。有了这些实物,完全可以认定吉州窑应是唐代后期建窑。

在发掘二号遗址时,还出土了一块珍贵的残片。该残片是一个小茶碗的碗底,其底部彩写有"本觉"两字。二号窑岭当地群众称本觉寺岭,"本觉"两字瓷片的出土,说明二号窑和本觉寺或本觉寺塔有一定的关系,起码是带有纪念性的产品。在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流行,在吉州就建有寺观。到了唐代,佛教更为盛行,形成了许多宗派,而禅宗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派。特别是在唐开元二年(714年)华南寺禅宗慧能六祖分示行思禅师七祖在青原山开设道场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青原山成为全国著名的佛教区之一。那时在青原山、吉州城、永和镇等地,到处寺观林立,永和本觉寺和本觉寺塔(又称飞来塔)就是建于唐代。据《庐陵县志》记载"本觉寺,在东昌上市,南有塔,唐开元时建。"这段话主要是说本觉寺建于唐开元年间,但也反映本觉寺塔是唐代所建。1953年在塔上立的文物保护说明书中写道:"传说建于唐代。"这两种说法是相符合的。从塔的建筑风格上看,比较矮小,是具有唐代的建筑风格,不像宋代的塔那样高大肥胖,可见县志的记载比较真实。关于飞来塔,当地传说有一高僧名叫飞来,他四方化缘,积蓄了许多钱。当他归仙以后,为了纪念他,将这笔钱做了此塔,故称飞来塔。这个传说有一定的根据,但那位高僧不一定叫飞来和尚。因为我国有许多地方的塔或寺都有飞来之称,如浙江杭州西湖有飞来峰,相传东晋时,印度僧慧理曾到此地游览,说此山很象天竺国的灵鹫山,"不知何时飞来",因此得名飞来峰。又相传南北朝时,有位高僧名叫李飞,云游四方,历访名山大川,寻找建寺福地,有一天他来到广东清远峡(俗称小三峡),对当地的崇山秀水赞赏不已,便决定在此建寺。寺院落成,李飞作偈曰:"我名飞,到南来,寺落成,号飞来"。因此得名飞来寺。在江西赣南九江等地,均有飞来塔之称。就永和对江的青原(1)也有一塔称飞来塔。可见飞来之称,实际是有高僧到此之意。永和本觉寺和本觉寺塔均建于唐代,加上出土了有"本觉"两字瓷片的印证,说明吉州窑的创业时间应在唐代后期。

吉州窑是因地得名,故有吉州窑,永和窑和东昌窑之称。因此对地名的来历作一查考,对了解吉州窑的创业时间也有一定的作用。今吉安在汉代称庐陵县,属豫章郡。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攻破严白虎等事变后,从豫章分立庐陵郡,自始至隋初均置庐陵郡。隋开皇十年(590年)改置为吉州。唐武德五年(622年)复置吉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庐陵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为吉州,直至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吉州路,元贞元年(1295年)改吉州路为吉安路。可见从隋至元初均有吉州之称,故称吉州窑。永和是本地地名,东昌是县名。《后汉书》、《三国志》的地理志中均谈到东汉献帝兴平元年孙策分豫章立庐陵郡。《晋书》地理志谈到,吴置庐陵郡下统十个县: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遂兴、吉阳、兴干、阳丰等、可见东昌县在东汉末年就已设置,直至南朝没有什么变化,到隋代已废,唐代复置,后又复废,至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又复建东昌县。其地理位置在今泰和县西,吉安市南,治所在永和。过云有人认为东昌县是建于南北朝时期,或认为宋元丰年间所建。如《青原山志》中谈到:"青原山对江,为永和东昌镇,齐后军将焦度,封东昌县子,则东昌为县矣!"据《南齐书》焦度传说,南朝宋顺帝(477-479年)升明元年冬(477年),沈攸之发动事变,焦度平定沈攸之事变有功,则"转后军将军,封东昌县子,东宫直阁将军。"这里只说封焦度为东昌县的子爵位,东昌县并非建于此时。又《东昌志》钟彦祥《东昌图境记》中谈到:"永和名东昌,地旧属泰和,宋元丰间,割属庐陵,隧以泰和为西昌,永和为东昌,东昌之名肇于此。"史实说明,宋元丰年间只是东昌县的复建,并非始建。由于前人的误解,至今仍有人跟着认为东昌县始建于南朝或宋代。吉州窑是因地得名,永和是因窑设镇,因此有人把建窑和建县的时间结合起来考虑,这是合理的。但东昌县建于宋元丰年间这一说是不能成立的。而往前推进一步而又曾复建东昌县的,就应是唐代了。

唐代陆羽(733-804年)《茶经》谈到:"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盌越州次、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洪州在唐代即今江西南昌。但洪州窑在什么地方?过去争论不体。近年来江西考古队发掘的资料证实,今江西丰城县曲江公社罗湖大队的罗湖窑就是唐代的洪州窑。从器皿的构形,图案装饰和瓷器釉色等方面分析,均具有唐代的风格;且丰城在唐代隶属洪州,因此,把罗湖窑定为唐代的洪州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解决了洪州窑的地理位置问题,并不等于理解了陆羽《茶经》中所讲的洪州瓷褐的问题。因为在罗湖窑出土的大量瓷器和瓷片,绝大多数是青瓷,只有少量的褐瓷,可见褐瓷不是其代表产品,而一般瓷器之所以呈青色与黑色,是由于釉料中含铁量的不同而形成的。如青瓷釉含氧化铁约1-2%,黑瓷釉约占15%,若含铁量不些,就呈饴色,约含铁量更多些,则呈柿釉或铁砂釉色,所以青白瓷与黑褐瓷不能混为一谈。那末陆羽讲的洪州瓷褐究竟指哪个窑口的产品呢?按一般理解应在南昌附近,但直至今日在南昌附近仍未发现有黑釉瓷窑的遗址。因此我觉得可以把陆羽的原意理解为泛指江西境内所产的褐瓷器。而这种瓷器的产地,离南昌最近,水陆交通运输方便,也就是其瓷器在南昌行销较大的,就要算吉州窑了。而且陆羽活动的主要时间已属唐代后期,而不是前期,因此陆羽《茶经》也是论证吉州窑创业时间的一项重要资料。

一个规模宏大的瓷窑,究竟何时衰落熄火而变成废址呢?对此问题也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吉州窑衰废于宋末元初。其主要依据是明曹昭《格古要论》说:"相传宋文丞相过此,窑变为玉,遂不烧。"又据《景德镇陶录》说:"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宋文丞相过此时尽变玉,工惧事闻于上,遂封穴不烧,逃之饶,故景德镇多永和陶工,按此亦元初事……。"又据明末清初方以智《游永和记》说:"宋末窑变,乃移于饶,或曰土断,近之不见。"二是认为吉州窑衰废于元代。主要根据地面发现有元代青瓷和青花瓷。蒋玄佁先生在《吉州窑》一书亦分析说:吉州陶工逃饶,不但生产的人才转移了,就是技法也带走了,景德镇初无青花器,连彩绘器也没有,可是到了元代,忽然大量生产青花器,是不是永和人将釉下彩绘技法在景德镇发展起来,并影响到江西其他地区也发展了青花器呢?如果文献记录无误,则这一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不少人认为在元代熄火。三是认为吉州窑在元末明初衰废。主要依据明曹昭《格古要论》吉州窑条说:相传文天祥过时,其窑停止烧造,今其窑尚有遗迹,永乐中或掘有遗物。主要以明永乐年间掘有遗物这一说为据,认为在永乐之前仅存遗址了。我觉得吉州窑衰废于元末明初一说,根据比较充分。

在对吉州窑的试掘和普查中,出土了大量元明时代的青瓷,出土地层较浅,胎坯较薄,胎质很细,花纹也比较精细,具有元代和明初的风格。在这些瓷片中,其中有些还彩写有"大明"两字,这是很有价值的发现。所谓"大明"是与"小明"相对而提出的。在元末农民起义迅速发展的进程中,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355年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毫州即位,成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大宋,建元龙凤,韩林儿称"小明王"。朱元璋起初亦尊奉小明王,但随着他的实力的扩充,也逐渐蜕化成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害死韩林儿,于1368年元月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在元末农民战争摧毁了元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封建政权。这一史实说明,写有"大明"两字瓷片,完全是明初的产品,绝对不可能在大明国号之前会出现这种产品,绝对不可能在大明国号之前会出现这种产品。又现陈列在婺源县文化馆的一个吉州窑瓷瓶,该瓶底部有"天祥窑造"四个字,这是一种珍藏。这几个字是有纪念意义的,反映了当地人民群众对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怀念。按照民间习俗,这种纪念性的产品,应在文天祥牺牲以后才能出产。况且宋元矛盾尖锐,元军对反抗激烈的地区,定会进行残酷镇压,因此这种纪念抗元英雄的产品,应在元朝政治统治比较稳固的情况下才能出产,这就表明吉州窑在元代仍在继续烧造。又于一九七三年永和中学建校期间,在平地基的过程中,出土了一些明代墓葬,墓葬内的吉州宾瓷器,其造型、釉彩和艺术风格上看,和元代或明初的产品很相似。所有这些实物,有力地证明吉州窑在元末明初仍在烧造,或者更具体地说,在明初时吉州窑才衰废熄火。

永和清都观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初(977年),北宋治平中(1064-1067年)修建,始称清都观。元代至元年间重修,修观后铸有一个大铁钟,钟上铸的文字是"至元二年(1336年)太岁丙子十月日本山道士刘禹贤题"、"大元国江西道吉安路庐陵县永和清都观化十方檀越……铸造洪钟一口,计一千余斤。"从寺观的修建和大铁钟的铸建,说明在元代中后期永和市场经济还比较繁荣,而永和市镇经济的繁荣与瓷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反,永和市镇经济的衰落与瓷窑成为废址又紧紧相连。这又说明在元代中后期吉州窑仍在烧造。

又相传于解放前夕,在十二号遗址曾发现了二百余斤铁钗铁钳等烧火窑器,蒋玄佁先生据此分析,认为吉州窑成为废址,其中还可能有过一次极大的变乱。这个变乱可以是无法抗拒而又是突然暴发,使窑工来不及取出这些铁工具。但有人把这事实与宋文丞相过此发生窑变的传说联系起来,把推论的变乱说成是文天祥兴兵抗元的事。认定吉州窑直接受到战争影响最严重的事是至元丙子七月(1276年Z)元兵至吉,当时吉州太守周天骥投降元兵,而拥护文天祥的勇敢将官张云立即聚众起义,进驻永和。在此战争的紧急时刻,窑场瓷工为民族大义所感,放下铁钗铁钳,拿起刀枪起义迎敌。对此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关于张云起义,《庐陵县志》写道:"德祐二年丙子七月(即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张云夜袭北营死之。元军至吉州,知州周天骥纳疑,列营南塔寺。州人张云聚众起义,焚南塔寺钟楼。城中见火悉出,云败死众溃。"又《东昌志》所载:"至元丙子间,大元军至吉,太守周天骥纳疑。乡有张云者,怨军士掠其宝,集众报仇(中市税务柳瓘)患之,乃一面申报声息,一面作大筏,告以欲经永和,则事觉,而大皋不可渡,若乘筏东下,则事不可之,云然之。时诸官皆醉卧营前南塔寺钟楼,乃焚楼。城中见火悉出,云败死,众溃。城中果疑是营前及永和人举事,欲尽杀,得状乃知非永和之罪,乃已,唯营前血洗无遗。"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张云起义确有其事,但张云只是欲经永和,不一定已进驻永和,元军得到永和中市税务柳瓘报告的消息后,已解除了对永和的怀疑,所以永和没有遭到血洗。即使张云起义时有永和窑场工人参加,但起义后永和没有遭到突而其来的灾难,窑场工人也没有必要丢下铁钗铁钳等烧窑工具。如果说张云起义使瓷工丢下了这些铁工具,那么在张云以后,吉州地区又曾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有些起义也波及永和,是不是也可以说窑场工人为了反抗压迫,放下工具,投身到起义队伍中去呢?当然不能这样说。此外,持这一看法的同志也认为吉州窑在元末明初就停止了烧造,这就在时间上发生了一个矛盾。因为元初至元末明初有上百年的时间,在封建社会里,象吉州窑这样的个体手工业工场,既然在元初就遭到了战争的打击和洗劫,还能延续近百年之久的生产,是不可思议的。总之,对铁工具的发现,可以作多种推论,但不能作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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