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通向当代中国文学的门户对话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系系主任张旭东

本报记者 衣鹏

《21世纪》：莫言在欧美文学出版业的影响似乎不像过去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那么大，他和他的作品是怎么进入包括诺贝尔奖评委在内的西方严肃文学界视野的？

张旭东：莫言比较幸运，他有个非常有经验的译者葛浩文，近年每出新作他都跟进，并通过他的影响力找到大出版社出版。因此莫言可能是过去一二十年最系统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籍作家。葛浩文的翻译特点是比较通顺流畅。葛浩文的第一个身份是翻译家，他和文学出版界评论界联系更紧密。莫言通过文学翻译和批评获得了一部分影响，对他的关注不仅仅限于学术圈子。

三年前，莫言访问纽约大学，和我的学生一起读《生死疲劳》，发现有些段落和词句在翻译中省略或简化了，莫言的中文风格繁复有力，但被翻译为英文后反而更干净了。他的书从来不是畅销书，但从1990年年代中期逐渐形成稳定的读者群，他的严肃文学不仅对专业读者，对一般读者也有吸引力，因为他涉猎的题材非常广泛。

他的文学创作生涯漫长，风格非常多样，一开始被认为属于寻根文学，后来带有魔幻现实主义，在文坛上有的风尚一再消失或再现，但莫言一直坚持走严肃文学道路，他一直把自己的长处不断加强。总的来说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中国古代文学影响要大得多，但在美国翻译文学市场都是很小的角落，现代文学是小角落里的小角落。这是美国的特殊情况。在欧洲国家翻译文学在出版界可能占一半以上，但中国文学影响还是有限。

因此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给人感觉是持有比较公允的文学立场，当然也考虑到地域、民族、国家的特殊性，这是对当代中国文学迟到的承认。诺贝尔奖这次的选择公布后有一些压力，主要是由于标榜客观性、推崇艺术自律性的西方媒体，偏偏热衷于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了。他们一旦遇到中国文学，就会不自觉贴标签。但这并不代表一般读者的态度，也不代表专业批评界、学术界的态度。另一方面，莫言受到瑞典文学院的青睐，肯定不单单是市场或“人气”的因素，可能当地是有一小部分读者关注到莫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凭借流行程度获奖，因为村上春树的知名度要大得多。一般来说，诺贝尔奖不太受到一时一地流行趣味的影响。

《21世纪》：莫言在中国籍作家中首个获奖，是不是意味着他的风格更接近于西方文学界的习惯和想象，还是这些年来西方文学界已能充分理解他创作中的中国元素？

张旭东：西方读者是在西方文学脉络里用自己的语言阅读莫言的作品，他们有自己的接受传统和预期，一开始他们肯定用自己熟悉的习惯、工具去理解莫言，他们通过基本的类比（比如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他们较为熟悉的作家）去接触中国文学，这是无法苛求的。只要他们读进去，就会发现莫言其实很不一样。如果把当代中国文学比作互联网，那莫言可以被当作一个端口和门户，打开后就可以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就会发现他作品中历史背景、社会环境、语言和文学传统和欧美作家不一样，就是所谓的“地气不一样”。莫言的小说动不动就有百八十个人物，像热闹的农村喜筵；而西方读者也许更习惯一两个主要人物。

另一方面，西方读者对莫言的感受，肯定会受到其中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的影响。他们从内容、形式、理念上对这些东西都是有敬意的。中国有非常漫长的古典文学传统，莫言自觉不自觉地在延续这些传统。比如《生死疲劳》像古典章回体小说，《檀香刑》当中有实在或虚拟的山东地方戏曲形式，这些作品和中国悠久的叙事传统和技艺联系起来。而谁都不能否认中国是世界文学的几大伟大传统之一。

第三，莫言的语言很丰富。比如《酒国》这样的小说，有正统的语言，有歪门邪道的语言，有“职业文学”语言，有“业余文学”和伪文学语言。在他的小说里，中国语言所负载的巨量的信息和情感交流，包括这个过程中的损耗、污染，显示出当代中国语言的惊人的包容能力、吸收能力、夸张变形能力，戏仿或“恶搞”能力，这种史诗性的综合包含着巨大的张力。莫言的小说就像是这种语言活力的“原桨”，其浓度、烈度和质地高于从其它渠道（比如互联网）所接触到的新奇语言现象，因为它们被组织进一个系统。这种震撼力对西方读者的影响不可低估。他们会感觉到20世纪中国的创造性，莫言的作品再现或者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内在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

《21世纪》：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将带来什么效应？

张旭东：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莫言获奖是开了一个头，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是一个极有活力的场域，这样的场域并不多见。莫言获奖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兴趣去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形象，这对国内的年轻作者是个非常好的例证。他有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享受的权利，也分担所有人都受到的限制，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可以写出最好的文学。

因而产生的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评判一定要建立在一种外在的标准上吗？可悲的是国内有些人一直以这些标准为标准，自觉不自觉地要取同中国社会占主导的价值、伦理、体制相对立的立场，以此来说明自己一个“普遍的个体”。莫言的获奖对这样的潜意识是一个打击，但这是一种非常正面的打击。莫言出身农村、当过解放军，现在还是作协副主席，他有着官方的身份，但他首先是普通中国人中的一员，他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中国，而不是想象中的理想国。相对于他作品的具体性、真实性和丰富性，那些流俗的尺度和标签都变得不适用了，因为这些条条框框不能给人任何有关文学的知识和新的理解。

对于中国以外的读者，莫言的作品是一个很好的入口，他的文学世界不是那种狭窄单一极端的空间，而是呈现出一个纷繁的世界。另一方面，他既有非常实验性的作品，比如《酒国》；也有非常写实的作品，比如《天堂蒜薹之歌》，既有《檀香刑》这样聚焦于一处的作品，也有《生死疲劳》这样借助佛教轮回观念、以五种生命形式进入共和国50年历史的宏大叙事。所以我前面讲莫言的作品像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门户网站，他的作品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

莫言获奖的第三个意义是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信心。过去我倾向于强调讲对诺贝尔奖别太计较，但话又说回来，它毕竟有煊赫的历史，它仍然是世界性的对某一作家的最高承认方式。一个在中国生活写作的作家终于得到这个奖，客观上还是有鼓励作用的。尽管不可能完全排除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宗教、地缘等因素的干扰，但总的来讲，诺贝尔奖是一个非常认真严肃的奖项，它的评审过程很长，尽力以文学自身规律来评价作品。以此为标准，国内一些奖项做得就比较差，所以威信和影响就有限。中国人应该把自己的文学奖当回事，要高看它们，要珍惜自己的作家，要珍视和改进这个文学生产、评论和奖励体制。

《21世纪》：互联网的讨论中似乎莫言在体制内的身份非常重要，他参加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抄写也有很多人关注，现在莫言的公共性更强了，他个人是否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有清晰的表达？

张旭东：微博上有一些极端的个人言论，其实连某种个别立场的代表性都谈不上，我觉得作家、学者对这些权且可以当作噪音，不必在意也不必理会。至于说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能简单就看作是官方行为，而逢官必反也并不能保证出好文学。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无论从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思想影响性上看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理论的重要文本，用不同的方式表示对这个文本的敬意本身无可厚非，只有那些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革命和共和国历史正当性的人才会对此横加指责。更何况是否参与手抄这个文本完全是作家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拒绝和接受的权力，同时也要有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权力。我看到个别作家先写了参与了，又捶胸顿足地道歉，我想这才是一种双重不负责。

面对互联网上的个别无理指责，莫言根本没有必要予以理睬，更没有必要做任何交代、表白、或辩解。莫言的读者以几十万计，他们对于莫言获奬是什么看法很清楚。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最好的回应就是作品本身。正如海明威当年在他的受奖词里所说：一个作家应该把他的想法“写”出来，而不是“讲”出来。让我们一同期待莫言的下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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